「经历被制裁、大量裁员、股价大跳水的药明康德」中国生物企业路面临着关键十字路口

中美科技博弈进入白热化阶段，美国国会的一纸《生物安全法案》犹如晴天霹雳，明确限制联邦政府与药明康德等外资生物技术公司的合作。此举凸显了美国政府对生物科技安全的深切忧虑，以及对中国科技力量崛起的防范与制衡。

美国参议院相关委员会通过名为《生物安全法案（BIO-CURE Act）》，图片来源自网络

与此同时，药明康德遭到美国生物技术创新组织BIO的“除名”，这一转变折射出中美生物科技合作关系的微妙变动，亦揭示了双方在生物科技领域的竞争态势日益严峻。对此，药明康德方面回应称，该法案所依据的指控具有误导性，断言亦不准确，公司始终恪守国际法规与商业道德，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卓越的生物医药研发服务。

《生物安全法》打破了多年来中美生物医药领域的合作模式。

曾经的合作模式，以药明康德为例，其依靠丰富的中国人力资源和相对低廉的成本优势，为欧美药企提供高效的研发服务，创造了一个合作共赢的局面，其海外收入占比高达81%，全球拥有26个基地，接近45000名员工，但海外员工数量不到5%，主要还是靠中国员工。现在这个商业模式变得日渐脆弱且难以为继。

转向全球南方

药明康德的收入地域分布数据显示，2023年其业务重心显著偏向美国市场，占比高达65%。紧随其后的是中国市场，占据18%的份额，而欧洲市场则占据12%。这种过度倚重单一市场的商业模式使得其经营风险将会骤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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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亚太地区、拉丁美洲、非洲等地的创新药市场则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这些地区的医药需求因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而不断增长，正逐渐成为全球医药市场的重要支柱。

据预测，至2027年，全球药品的总支出和需求量将在未来五年内增长至约1.9万亿美元。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新药的不断推出以及近期上市品牌药品的更广泛使用，预计其支出增长率将保持在3%至6%之间。值得注意的是，新冠肺炎对全球制药市场的影响仍在持续，而疫苗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推动作用。

这些地区在过去十年，随着药物获取途径的增加，以每日规定剂量计量的药物使用量增长了36%。由于人口增长和药物可及性的提高，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预计将成为药品需求增长最快的地区。

相比之下，北美和欧洲地区的增长步伐放缓。但研究生态系统正在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应运而生，外部资金来源也在为提升研究能力提供有力支持。临床试验作为创新的摇篮，其数量正在稳步增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风险较高的第一、第二阶段试验数量激增，为创新药物的研发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如今，这些地区在研发领域播下的种子已经开花结果，创新药物不断涌现，打破了创新仅限于传统中心的固有观念。

我国的CXO企业在中美脱钩的背景下，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中去，以获得其快速增长的红利。

我们也需要自己的BIO

药明康德事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BIO，这个全美最大的生物技术企业协会在《生物安全法》出台后，先是力挺药明康德，而后在换了一位CEO之后，在态度上来了个180度的转变。最终闹剧以药明康德主动退群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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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组织对于CXO企业来说意义重大。它积极与立法和监管机构进行沟通，确保行业内的多元声音得到重视，进而推动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以适应科研、开发和商业化的需要。同时，BIO构建起一个全球化的合作网络，连接着行业内的领袖、研究者及政策制定者，促进知识共享与协作，推动创新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

此外，BIO还致力于为初创企业和早期生物技术项目提供支持，通过教育资源、经济影响分析等方式，帮助这些企业稳健成长，为行业注入新的活力。BIO国际大会更是行业内的盛事，为与会者提供了一个交流思想、展示创新成果、探讨合作机会的平台。

BIO的角色在生物技术企业成长过程中十分重要，但它毕竟是个美国组织，在中美脱钩的背景下其立场可想而知。中国的生物企业要想走出去，也需要建立类似BIO组织，借鉴、学习其运作方式，促进国内企业的发展，并帮助他们更好地参与到全球南方市场的发展中去。

做大国内市场的蛋糕

说到底，海外市场潜力再大，国内市场也才是真正的基本盘。西方国家总人口接近10亿，号称“黄金10亿”。而我国人口有14亿，市场潜力按道理并不逊于西方。因此本质的问题是我国人均购买力不足。

怎样提高个人在医药方面的消费能力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适当地增加政府负债，进行转移支付，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截至2023年末，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为40.7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一般债务余额约15.87万亿元和专项债务余额约24.87万亿元。这些数据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债务限额以内。根据2023年GDP初步核算数测算，中国政府的法定负债率为56.1%，这个比率低于许多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也就是说我们还是有很大的操作空间的。

政府可以通过举债的方式来提高居民的医疗福利，这样做可能会间接为国产创新药培育一个庞大的市场。举债可以用于增加公共卫生支出，比如提高医保报销比例、降低药品价格、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等，这些措施都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增加民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当民众能够更容易地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时，对于创新药物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

此外，政府还可以利用债务资金来支持国内医药企业的研发活动，比如提供研发补贴、税收减免、贷款担保等，这些都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鼓励它们开发新药物。随着国内创新药的增多，民众将有更多的选择，同时也能够提高国内药企的竞争力。

然而，政府举债来提高医疗福利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债务水平过高，可能会导致财政赤字加剧，影响国家的信用评级和借贷成本。因此，政府在决定是否通过举债来提高医疗福利时，需要仔细权衡利弊，确保债务的可持续性，并制定相应的偿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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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的是：认清现实，迅速调整

中美科技脱钩，美国决心重塑全球供应链，甚至不惜让本国企业也蒙受巨大损失。在半导体、互联网、生物医药等领域，铁幕已经降下。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大力扶持，以及国内市场的持续扩大和消费升级，生物企业有望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优化产业链布局、拓展国际市场等方式，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同时，积极拥抱数字化、智能化等前沿技术，将为企业带来新的增长点和竞争优势。因此，尽管当前面临挑战，中国生物企业仍需坚定信心，把握机遇，不断开拓创新，以实现可持续发展。